师夷长技以制夷——胡服骑射的启示
晚清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,商周以来四千余年,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,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, 其稍为历史之光辉者,仅赵武灵王、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宋武帝四人。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。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,但可以说明,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、政治家和改革家,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 “胡服骑射”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军事、政治改革实践,赵武灵王组织实施了这一项国防战略工程,因此,赵国逐步放弃车战,改用骑兵战术,终于使赵国成为“战国七雄”之一,赵国得以称雄于华夏。回顾反思这场改革,对继承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、增强国防实力、振兴中华不无裨益。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,而且,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,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引领下奋力实现强军目标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当下,“胡服骑射”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。 改革的背景 赵武灵王倡导并实施胡服骑射,其目的在于强军兴国,同时是战略调整的需要。史称赵为“四战之国”,诸雄环伺。在几乎无岁不战的兼并战争中,赵国处境艰难。赵国长期实施原来的作战方略,丧师失地,损兵折将,元气损耗, 也难乎为继。赵武灵王战略调整的思路是: 稳定东、南、西,之后北向拓地,充实国力,然后再逐鹿中原。北面,三胡等游牧部族对赵国边地的袭扰不可能没有,但尚未达到需要大规模出兵的程度。而北方的诸胡等游牧部族,“宽则随畜,因射猎禽兽为生业,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”,这几乎成为“天性”。面对这些飘忽不定、出没无常、流动迅速的骑兵,赵国原有的步兵、兵车,不但速度慢,而且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无法施展。因此,要北向拓地,胡服骑射的改革势在必行。赵武灵王首先提出对军队服饰和兵种进行改革。他看到胡人身着紧身服,脚穿皮靴,骑马作战,十分便捷迅速。便想,我国军队身着大袖长袍,使用笨重的战车,这样的军队打仗岂能不败?赵武灵王曾把胡服骑射的目标概括为:“近可以便上党之形,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”这就是说,实行胡服骑射,近可利用上党地形优势,远可以报中山之仇。赵武灵王这样明确地提出改革的目标,是为了便于动员国人。 改革的内容及其成果 公元前307年,赵国颁布了胡服令。赵武灵王亲自上门说服了叔父公子成,随后又开导、教育了谏阻变服骑射的宗室大臣赵文、赵造、赵燕等人。从此,自赵武灵王到大臣都着胡服上朝,朝廷开始了胡服骑射改革。同时,为了教化胡人,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,任用代相赵固主持对“胡”事宜,招收胡人从军。胡服骑射改革贯穿在整个军事改组和军事行动之中,十余年间,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。 组建骑兵,北征拓边。组建骑兵时,改原来的重甲为轻甲,变履为靴,穿骑装,戴胡人“爪牙小帽”,军官则戴武冠。兵源不仅有中原赵人,还有收编的胡兵;又打破原来步兵按区编伍旧制, 改步为骑。此后,赵武灵王三次胡服北征,兵锋所至, 林胡王献马,楼烦王一部骑兵被收编。东胡不敢入“无穷之门”(今张北县北)。为了巩固边防,赵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修筑长城,设置了云中、雁门、九原三郡,迁吏大夫奴隶于此,屯垦戍边。至此,从张北县南向西沿大青山、乌拉山以西高阙塞,黄河以南之榆中(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)广阔土地为赵所有,诸胡被挡在赵长城以外。 灭中山国,去心腹之患。赵国“胡服骑射”的目的主要是灭中山国。中山国是由鲜虞白狄所建,地处赵之腹地。中山国本来是白狄国家,但它走的是非常华夏化道路。春秋时代,肥国、鼓国、中山,都在今天的河北境内。肥国在晋县,鼓国在藁城。肥国、鼓国都灭亡了,就剩下了中山国。中山国本来在正定新城铺一带,后来迁到山里去,站住脚了。赵武灵王实行“胡服骑射”改革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,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,“攘地北至燕、代,西至云中、九原”,势力范围到了河套一带。中山国靠大国支持,屡侵赵国土地,曾经水困赵之高邑城(今河北高邑), 被赵国视为心腹之患。从公元前305年第一次进攻中山至公元前296年灭中山国,赵国前后四次用兵中,都得益于新建的骑兵之力。公元前297年,赵武灵王巡察了新开拓的疆土,次年出兵灭掉中山。北上拓地,进攻中山,几乎成为胡服骑射改革的检验场。灭中山国,去掉了心腹之患,赵国疆土南北连成一片,拥有了五百里方圆的膏腴之地,为祖先报了仇,为国家雪了耻。经过胡服骑射改革,赵国国土大大扩充,国边大大增强,达到了鼎盛时期,成为函谷关以东与秦抗衡的强国,显示了胡服骑射改革的突出效应。 “胡服骑射”改革的启示 一、克难攻坚锐意改革,知难而上奋发困强。 “有高世之功者,必负遗俗之累;有独知之虑者,必被庶人之怨”。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,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。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、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,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,而对那些改变、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。英雄之异于常人,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,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,高瞻远瞩,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。所以作为英雄,是“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谋于众”类型的人物。如果安于现状,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,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,与英雄豪杰无涉了。 转变观念是改革的前提,克服困难是改革的关键。战国时期,各国竞相变法,改革成为时代潮流。改革则强,不改则亡。赵武灵王就是从改革中寻找强国出路。他用发展变化的理念破除了种种思想阻力。胡服令将要颁布时,宗室王公及朝中大臣中抵触情绪很大。在这些人看来,现行的服装、习俗、礼仪、制度等等,都不能变。如果改变,就是“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”,就会背离中国。赵武灵王反驳说,先王没有同样的习俗,有什么古俗必须效法?古代帝王不相承袭,有什么礼仪必须遵循?礼制政令都必须因时制宜,衣服器械都要便于使用。他更尖锐地指出,三王不相袭而兴盛,夏、商固守旧制而衰亡;发展变化的理念,高屋建瓴,势如破竹,保守僵化的观念在其透视下,显得苍白无力。正是观念的更新,推动了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。 君主主导的改革,身先士卒;富国强兵,要求官员率先垂范。胡服骑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,是一种政府行为,因而,改革必须从官员做起。赵武灵王带头身着胡服坐朝,并先后说服了宗室大臣胡服上朝,将军、大夫、戍吏均着胡服。满朝文武胡服盈庭,标志了改革的展开,也向国人表示了改革的决心。削减纷扰凝聚民心,确定强国复仇的价值取向,赵国胡服骑射打出的旗帜是强国复仇。赵武灵王反复申明了这一点:先王开拓胡地,功业未遂;中山国侵地残民,宿仇未报。这样,就赋予了改革以继承祖先遗志、强国复仇的意义。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就是在继承先王遗志、强国复仇的大义之下,“顿首再拜”,恭敬从命。而强国复仇的价值认同,超越了华夷之辩,推动了民族融合,凝聚起来的人心支持了赵武灵王的改革成功。可以说,北上拓地的每一次成功,对中山用兵的每一次胜利,都巩固、发展着改革的成果;改革不断进展的成果,又促成一次次拓地用兵的胜利。 二、远见卓识——师夷长技以制夷。 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改革,它是中原发达国家主动学习落后地区局部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。千古不变的道理: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惟有“师夷之长技”才可“制夷”,“善师四夷者,能制四夷;不善师外夷者,外夷制之”。 游牧民族之所以强悍,无外乎拥有大量精锐的骑兵。在冷兵器时代,骑兵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,如果农耕民族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,以骑制骑,游牧民族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。 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,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,而向华夏民族一向鄙视的夷狄学习。赵国地处北疆,经常受到东胡、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袭,在战斗中,步兵、车兵非常被动,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,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师夷长技了。赵武灵王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,加强弓马骑射,结果军事力量大增,向北拓地千里,游牧民族的优势荡然无存了。 科学思想只有转化为正确的决策部署,才能展现指导实践的强大威力。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,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。师夷长技以制夷,学习改革,继承发展创新,赵武灵王坚持从实际出发,从实战需要出发,坚持理想信念在全国全军中牢固树立起来,这就是我们先祖的聪明才智、胆略气魄,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,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。(文图:李会永 张焕臣 编辑;王品普 责编:韩同瑞) 本文来源:中国县域频道责任编辑:邹厚虎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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